威斯敏斯特的“蜜糖陷阱”丑闻让人想起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观察，他认为民主“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议会议员不可能比他的选民更愚蠢，因为他越愚蠢，他们选他就越愚蠢”。
然而，对于威廉•拉格(William Wragg)在曼彻斯特的选民来说，发现他们不是唯一可能上当的人，这一定是一种安慰，尽管他们更有可能通过尼日利亚苦恼的女继承人的电子邮件，而不是通过WhatsApp等加密平台，给用户一种隐私和安全的错觉。然而，尽管少数威斯敏斯特内部人士的尴尬为小报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娱乐机会，但它掩盖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英国统治精英对WhatsApp的病态依赖已经破坏了民主制度和惯例。
从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中，最引人注目的教训之一是，当一届政府通过批评者(甚至是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前任通讯主管)所描述的“WhatsApp政府”来应对危机时，会发生什么。
戴维·奥曼德爵士(David Omand)(前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负责人，曾任英国内政部(Home Office)常任秘书)在为Covid调查提供的证据中呼吁，不要再依赖一个“可能适合八卦和非正式交流，但不适用于重要决策”的平台。成熟的政府和做出明智的战略选择涉及到处理复杂性和细微差别。两者都不适合于WhatsApp的交流。调查中看到的一些交流强调了这一点，其中包括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向当时的首相抱怨英国推出新冠病毒检测的行动迟缓。约翰逊的回答是:“完全没有希望。”
同样重要的是，这次谈话没有官方记录，这意味着英国迄今为止保持政府内部部长、公务员及其顾问之间讨论公开记录的良好制度正在受到破坏。
当未来在英国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去公共记录办公室时，他们可能会在文献记录中发现令人费解的空白。更不寻常的是，内阁府在2021年坚持要求部长和公务员根据政策设置自动删除即时通讯聊天记录，这在2022年的司法审查上诉中幸存下来。
也许蜜糖陷阱“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的目标并不知道这一点。然而，更有可能的是，许多议员和政策制定者天真地认为，将他们的交流从电子邮件转移到WhatsApp，意味着他们可以免受信息自由要求的折磨。如果他们真的是这么想的，那么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他们: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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